病人住院不用先交押金，出院只缴纳自付部分。最近，山东兖州市中医院的“先看病，后交钱”改革引发社会关注。此举是短期作秀还是长远之策？医院遇到病人“逃费”怎么办？ “后交钱”模式能异地复制吗？

是“先看病后缴费”还是“先缴费后看病”？绝大多数医院选择了后者——毕竟，医院也曾如高等教育那样，在“市场化”的浑水里趟过，要医院去开福利院，显然并不现实。兖州市中医院选择了前者，于是，公众的问题一堆堆来了：病人逃跑咋办？这种模式可复制吗？……问到最后，不过佐证了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一个答案：先看病后缴费，有点不靠谱。为什么不靠谱？因为医院开门迎客，要成本、要付出——就算是爱发钞票的陈光标，还得靠经营企业兜底撑着呢，医院又没有多种经营，没法子去薅别处的羊毛，你看完病拍拍屁股走人，最坏的结果就是医院亏本打烊、断了别的病人生路。

以上两种讨论，默认的前提都是：谁生病谁付钱。因此看病和埋单，无非就是医院和病人之间的博弈。霸王餐也好、鸿门宴也罢，还是A角和B角之间的斗智斗勇。但其实“先看病后缴费”这种“奇迹”在公共事件中并不鲜见：比如某些突发事故、比如环境生态污染，一些地方政府此时就会显得特别慷慨，有伤没伤的、有病没病的，都可以“免费”救治。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正常”，因公权对公民健康有责。

那么，在没有突发伤害或恶意侵权的情况下，政府应不应该对公民健康负责呢？2008年WTO官方网站上显示，高收入国家中，日本在卫生方面的投入占 GDP的 8.1％，德国是10.4％，美国为16.1％；在发展中国家中，俄罗斯的比例是5.2％，埃及是6.4％，而中国是4.3％。有鉴于此，譬如钟南山等人，多次建议“国家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应占到GDP的5％，并早日制定《公共卫生法》”。遗憾的是，新医改方案辗转多年，医疗投入问题在当前的语境下，仍是一个没有具体数字目标的梦想。

也正因如此，看病问题就成了买家和卖家之间的问题——CPI高了，药价也让人揪心；而限价药的命运，基本是限一个死一个、限一批死一批。医院总有办法保证利润率，病人总没办法减少“被高消费”。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看病还是先缴费，不过是个“朝三暮四”的戏法——固然部分程度上缓解了急症患者“死在钱上”的概率，但对于纾解普遍性的“看病贵”难题而言，仍然缺少有效增益。

山东兖州市中医院的实践的确有些“冒险”，但这样的风险，也只是经济社会的“道德风险”，而医改的本意，在于归位政府对公民的健康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先给还是后给，其实还是一个问题。 “看病与缴费”不是田忌赛马，无法换个顺序就能扭转格局，这样的改革，不过是以“道德风险”为卖点的医疗促销——赖账的多了，医院迟早难以为继；而如果个个担负得起，晚给早给之间，患者就真能得到明显的“比较收益”吗？

我们无法冀望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轻易破解医改症结，更无法从一个市场化的营销模式中寻找到解决 “看病贵”问题的良策妙计，任何稀释政府责任或规避财政义务的医改，终究是镜花水月。治病救人重要，在国民医疗负担压力沉重的今日，褒赏任何改革方案之前，一定要记得那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