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不愿正视这样一个非常冷酷的事实——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中国青年报：有人提出，“过度治疗”还与普通民众盲目信赖技术有关，这也让一些医生感到有压力，如果有高端技术不用，很难获得病人信任。

胡大一：是的。我看到的情况是，很多医生认为放支架是治疗一些心脏病的最好方法，很多病人也是这么想的，不放支架他还不放心。医患双方都对技术存在过度崇拜。特别是有钱的、医保条件比较好的人，你不给他做最贵最先进的检查他还不干。现在有少数医院，不是按病人需要和具体病情进行体检，而是看病人能付多少费用，然后就像打包一样，给你介绍各种“档次”的检查。其实在医学领域，便宜是有好货的，关键是看病人适合什么。

所以，“看病贵”问题不仅是医疗费用高的问题，过分依赖技术、对病人进行“过度治疗”也会推高医疗费用。我们应该热爱技术，但绝不能盲目崇拜技术。

另外，医疗消耗品不能重复使用，也间接抬高了医疗费用。在德国，95%的心脏导管实现了重复使用。而在我国心脏导管全是一次性的。如果对于高质量的消耗品，包括肾脏透析用品等，能规范消毒、加工处理——这在生物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避免很大的浪费，降低医疗成本。

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在考虑医疗器材重复使用的问题。德国已全面实行医疗器材重复使用，这在德国已不仅仅是一种消毒技术，它还成为德国环保型、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美国也将这个问题提上了议程。我国却没人讨论这个问题。

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老百姓心血管病死亡率却逐年上升

中国青年报：过度依赖技术不仅推高医疗费用，还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治疗作用。我看到北京肿瘤医院的一项统计资料：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就需要2830元。胃癌化疗从20年前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但胃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比起20年前反而下降了。

胡大一：芬兰一名心脏病医生和他的团队，在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下，用了35年时间倡导民众改变生活方式。比如，先倡导人们吃面包时逐渐减少涂黄油的量，接着通过立法，反对反式脂肪酸物质进入食品，最后提倡民众吃植物油。35年后，人们的期望寿命延长了十几年，冠心病患者减少了80%。他们发现，对寿命延长贡献最大的不是心脏支架，不是更多的药物，而是发动社会各种资源，促进全民健康。

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三年每年增加6万个，老百姓的心血管病死亡率却逐年上升。要降低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关键还在于预防。美国和芬兰做过调查，对于心肌梗死死亡率的降低，民众血压下降的贡献率约占24%，降血脂和降胆固醇的贡献率在18%左右，全民戒烟贡献了约12%，加强运动占到了6%~7%。而做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率仅占3%~5%。

中国青年报：我们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过度治疗”问题？

胡大一：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得从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模式的改造做起。现在大学里的医学生，学的大多是生物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缺少人文教育。

在现在的医学院里，我们越来越把医学当成是生物技术学科，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等专业都是分开教学，学生的人文内涵越来越少。这其实是从一开始就为“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的观念埋下了祸根。

现在的医疗体制也需要改革。在新加坡，医生如果让患者做3个以上心脏支架，必须书面说明理由。如果医生没有给出合理的理由，或做了更贵的支架，他的行医资格会受到质疑。新加坡还规定了哪些病做搭桥、哪些病做支架，如果本来该搭桥的病人给上了支架，医生也必须书面说明原因。如果说不清楚，医保将拒付费用，医生还可能被吊销行医资格。在这些方面，我国的相关政策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