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烟价是国际通行的控制并减少吸烟人数的有效手段，像老陈这样对烟价敏感的烟民，就可能因烟价提高而放弃吸烟。为此，2009年5月，我国提高了烟草综合税率，由40%升至48.7%。这使得政府增加税收500亿。但中国疾控中心姜垣教授对国内6城市2007年至2010年卷烟价格及其对吸烟行为影响的研究表明：“我国卷烟零售平均价水平未发生明显变化。卷烟消费税调整未引起零售价格的上升，消费税的调整没有影响吸烟者的行为”。

以税控烟，降低烟草业的利润和吸烟者的购买欲望，这一国际通行作法为何在我国失灵了？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石坚指出：“烟草消费税改革只是一次财政性改革，税动而价未动。烟草调税后，国家烟草专卖局要求各烟草公司保持批发价格的稳定，此次烟税的增加没有反映到烟草产品的销售价格上，而是被烟草行业内部消化了。”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教授说，实现以税控烟是有条件的。提高烟税，税价联动，增加的税收要反映到价格上。只调烟税不调烟价，消费者感觉不到卷烟价格的变化，自然就达不到控烟的目的。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说，我国卷烟价格普遍低廉，每包平均价格为0.73美元，远低于印度的1.65美元、美国的4.58美元、挪威的10.04美元。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消费国，烟民人数超过3亿，占世界烟民总数的1/3。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超过了艾滋病、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如果不加控制，到2030年这一人数将超过200万，到2050年将超过300万人。

然而，反对以税控烟者振振有词：提高烟价剥夺了穷人抽烟的权利。

“吸烟权比起健康权哪个更重要？”许桂华指出，让农民兄弟抽得起烟的说法，实际上是要使他们处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之中。一个人患病，小则影响家庭，大则影响社会。我国实行全民医保，疾病负担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

四川大学毛正中教授指出，我国贫困家庭的总支出中有8%—11%的支出用在了香烟上。提高烟草税进而提高烟草价格，对减低贫困人群的吸烟率尤为明显。烟价提升，吸烟者就可能把用来买卷烟的钱，转而用在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上。

低价烟政策实际上是补贴穷人吸烟。对此，国务院参事马力教授建议，我国应取消对低价吸烟者补贴的政策，变补贴穷人吸烟为帮助穷人戒烟。烟草调税调价后的利润，要用来弥补控烟资金的不足，更好地维护人民健康。

烟盒为何不印警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