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546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尽快制定《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的议案”。政协委员吴明的控烟提案有281名委员签名，成为本届政协签名人数最多的一个提案。

王晨光建议，我国公共场所禁烟应该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标尺，借鉴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选择科学可行的执法模式，推动无烟立法的尽快出台。

烟草促销为何屡禁不止？

“烟草财富”是一种“高利贷”。今天“烟草财富”越多，就意味着明天付出的代价越大

“上海世博局退还烟草捐款，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样板。”许桂华说，世博会退还2亿元捐款用了70多天，山东大运会退还烟草公司2000万元的捐赠只用了10多天，广东亚运会就再没有烟草公司捐赠。上海世博会控烟的示范效应凸现。

变换花样的“烟草营销”并未因此收敛。前不久，烟草企业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对此，中国控烟协会、新探健康研究中心等组织公开呼吁，拒绝烟草行业“借公益捐赠之名，行烟草促销之实”的变相宣传行为，却未得到社会一致的回应。

烟草捐赠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治标不治本。吴宜群指出，减少烟草需要和供给，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核心目标。我国在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卷烟产量反而大增，值得政府相关部门和国人深思。改革烟草行业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是当务之急。

“烟草财富”是一种“高利贷”。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以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为基数，那么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烟草税的2.8倍来为其带来的健康危害买单。今天“烟草财富”越多，就意味着社会将为之付出的代价越大。

《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烟草产业现阶段是“纳税大户”，但无论从经济净福利，还是社会净福利看，烟草产业对中国整个社会都是负贡献，其产业的利益是“黑色的利益”、“带血的利益”。

经济学家胡鞍钢担忧地说，“人口红利”结束与烟草疾病负担高峰同步到来。我国在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期结束。而今后20年到40年将是吸烟导致的疾病发病高峰期。社会养老负担和沉重疾病负担叠加，如果不进行烟草控制，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认为，“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5年内，使我国人均寿命增加一岁。要实现此目标，控制烟草使用，降低二手烟暴露是重要举措。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控制环境危害型和健康危害型产业，发展环境友好型与健康友好型产业是必由之路。

胡鞍钢建议，健康应当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标准。政府对于健康危害型的烟草产业，必须严格准入，限制发展。在未来20年，我国完全有机会平稳实现烟草业的转型，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