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典型的人走政息，院长换了一切都变了。”韩凯义愤填膺，“中方强行关闭了中心，撤回了所有中方人员并安排到自己的眼科工作，贴出告示，撬走中心铭牌，派专人把守、引导，将中心的病患资源全部抢到其违约设立的眼科，致使中心陷入停业状态，无法正常经营。”而中方则认为，中心以纯粹的盈利为目的，且不重视科研，直接导致该眼科收费远高出其他公立医院，并引发医院在省内眼科学术地位的明显下降，损害了医院的声誉。

双方各执一词，最后按照合同约定申请仲裁。然而让韩凯感到不解的是，虽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最终仲裁认为中方违约并应立即停止违约行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下达了执行通知书，但中方的违约行为至今仍在继续。

对外资医院的进入充满敌意？

江上说，八年来的混乱让她心力交瘁并心生退意。“不是因为舍不得高达3.5亿的资金和付出的心血，我早就放弃了。”多年旅居海外的韩凯表示，“如果现状不能改变，中国的医疗市场未来不会有人投资。”

爱德和浙益投资环境不容乐观，生存困境无人关注的现状，是目前国内不少外资医院的真实写照。业界人士分析认为，政府和中方企业缺乏诚信度和公信力、投资环境尚不规范、政策缺乏延续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法律意识淡漠等，都是造成目前国内投资环境欠佳，影响、打击和制约外资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并顺利成长的重要原因。

江苏吴江市政府分管卫生的周副市长志芳说，目前的确存在我国一些地方的官员因为政绩的冲动而引外资的现象，为了促成外资的进入，简单生硬地“拉郎配”、搞配套。此举没有充分考虑双方是否存在合作的基础和诚意，对事业的长期发展有害无益。

江上认为，目前国内许多官员和公立医疗机构都对外资医院的进入“充满敌意”。比如长庚医院当年进入北京市场时，就曾遭到北京10余家公立医院院长的联名反对。她认为，不少外资医院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承担了政府赋予的医保等公共卫生的职能，外资医院也不完全是高收费的代名词。这样的敌意和认识误区不消除，外资医院在中国境内难以长足发展，更谈不上对公立医院形成触动。

而公共管理专家则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环境的好坏，除了土地价格低廉、优惠政策丰富、市场空间巨大等硬件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服务的软环境。政府的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和延续性，承诺难以兑现，以及企业、机构和公民法制精神缺乏，都是阻挠投资者脚步的重要因素。

三大因素让外资医疗机构“不敢来”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暂行管理办法》2000年颁布实施时，曾经吸引了众多外资医疗机构到国内考察评估。但10年过去了，外资并没有大举进入，真正具有国际医疗机构背景的资金，更是寥寥无几。

政策不利，外资医疗机构“不敢来”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易利华曾经接待过多批评估机构，他们受国外医疗机构委托，到国内进行办医评估。“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医疗流程、医疗机构规模、收费、医生待遇、病人负担、专科特色、业务收入及收入的可分配情况等，2000年前后是个高峰。”

但是，热热闹闹的评估之后，就没了下文。易利华认为，“国外医疗机构原以为中国的医疗有很大市场，经过上述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并不具备发展的可能性。”

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等人认为，现行的医改政策，对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的发展并不利。比如药品零差率，虽然外资医院可以自主定价，但如果定高了，患者就不来了。再比如我国的医疗保障目前尚处于低水平广覆盖的状态，而外资医院更需要商业保障制度，才能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

另外，医改政策带来的边际效益，对外资医院发展同样不利。如目前推行的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助，逐步推行以技养医后，公立医院同样能获得补贴，这两种补贴，外资医院都不在政府的考虑范围。浙江省卫生厅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实行上述政策后，浙江有一半的非公立医院院长认为会导致流失患者，民营和外资医院的生存更为困难，想进入医疗行业的社会资本已经放缓了脚步。

“各种细节表明，这里面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

卫生部的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有1.8万家医院，国有医院占94%，垄断了绝大部分政府的资金、医疗技术和人才。仅此一项，足以令各种想进入医疗领域的社会资本生畏。而管办不分的体制，让公立医院显得更为强大，这也是令外资颇为忌惮的。

“我们在市场准入、政策环境和行业监管等方面，很难获得与公立医院同等的地位，因此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苏州九龙医院是江苏省第一家大型综合外资医院，也是苏州工业园区目前最大的医疗机构，董事长孙福林期盼与公立医院有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所有的心血全部投在医院上，现在苦不堪言，几乎办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