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签约家庭医生式服务了，不出小区就能看病，多方便啊。”不久前的一天，当记者问起是否签约家庭医生式服务，家住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小区的关淑兰大妈爽快地说。

从今年3月北京启动家庭医生式服务以来，像关大妈这样的签约居民，在北京已经有50余万人。尽管对于全北京市的1900万人口来说，这个数目还不大，但已经为撬动百姓就医模式转变提供了一个支点。

“不少老头老太都是他的‘粉丝’”

促使关大妈签约的原因并不复杂。“大医院的医生忙，顾不上和你说话。在社区不仅能跟大夫聊聊天，还能咨询一些慢病的防治知识。”关大妈告诉记者，她老伴儿患冠心病17年了，全靠社区的安景发大夫照料，“他经常家访，小区里不少老头老太都是他的‘粉丝’。”

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马佳说，尽管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夹在两个三级医院之间，但一天的门诊量多时能达百余人，少时也有50人左右。包括安大夫在内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已经签约了7000多位居民，工作量比以前大多了。“除了门诊、随访、健康教育，医生护士早上还带居民做操、练八段锦，下午给居民上膳食营养课，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记者在丰台区大红门社区、西城区月坛社区了解到，和海运仓社区类似，这两个社区也有很多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拥趸。

目前只能有选择地签约

海淀区黄庄小区集中居住着一批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因子女大多在国外，这些人中很多成为空巢老人。“特别希望在我生病时能有人可以依靠，哪怕就是咨询一下都踏实。”住在小区内的一位老教授说。但目前身体不舒服时，他还是去三级医院求助，还没感受到家庭医生式的服务。记者询问了小区一些居民，不少人也都说还没有签约。

北京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说，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社区医生人员队伍“先天不足”，这就决定了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只能有选择地签约。比如，首先照顾老年人、妇女、儿童和慢性病患者。“一些肾透析患者或急危重症的病人只能转诊或提供咨询。”

这位负责人说，没有签约的另一个因素是居民对社区医生不认可、不了解。不少城市居民有疑惑：“家庭医生到底是看什么病的？听上去从头到脚的疾病都能看，会不会样样都懂、样样不精？”

一位远郊区县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则跟记者抱怨：“别说签约了，就是到村里举办健康大讲堂，不发一块肥皂或者一袋洗衣粉，都没人来听。有些村民患有高血压也不当回事。”门头沟区永定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筹资金，印制了一批写有“家庭医生服务”的T恤衫，“为了给做好家庭医生式服务签约做铺垫。”该中心主任李桂芝说，永定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有5.8万人，目前已跟98户家庭、258人签了约。“对我们在岗的54位社区医生来说，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瓶颈还是人员少待遇低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不管是位居城市核心区还是远郊区县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家庭医生式服务进展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社区服务人员少、待遇低。

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圣千说，尽管该中心聘用了22名乡村医生做补充，“但最小的社区站只有一名医生，而农村地广人稀，为了签约几个村民，社区医生得跑半天，很难完成那么多项的服务内容。”

李桂芝说，永定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84个编制，现在还有30个空缺。“招不到人，现在我们社区医生的年均收入5.1万元，跟二、三级医院没法比，跟其他行业比也算低水平。”一位社区医生告诉记者，一名中级以上职称、工作了7年的主治医师，在社区医院每月的工资也就3000多元，而那些刚刚分到社区医院工作的硕士生每月则只有2000多元的收入。

为此，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提出两条出路。一是提高专科医师培训的门槛，让更多的人选择全科医学这个专业。二是解决医生的身份问题。“鼓励医生多点执业，其实是鼓励医生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医生可以名正言顺地到社区执业或开诊所。”据悉，北京卫生局正在与相关部门沟通，争取适当提高基层卫生工作者的待遇，并研究如何明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公共经费的项目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