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新告诉记者，据卫生部等4部门2009年发布的“中国狂犬病防治现状”估算，如果我国所有的狂犬病暴露后病例均得到预防处置，每年约需245亿元。相比之下，狗用狂犬病疫苗的价格不到人用疫苗价格的十分之一。在中国，狗的总数约为1亿只，每只狗用疫苗5～10元，按70％以上的免疫覆盖率计算，总费用每年仅需5亿～7亿元。

一些外国的狂犬病专家曾经好奇地向严家新提问，中国狗用疫苗的覆盖率尚不足20％，为什么能拿出比狗用疫苗所需多几十倍的钱花在人用疫苗上？

“中国的狂犬病防治属卫生、兽医、公安、农业、药监等多头管理，名义上都管，实际上都不管。”严家新不得不将答案归结为“国情”，“农业部的人要管猪，要管牛，要管鸡，觉得狂犬病的事该归卫生部管，卫生部只能拼命增加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量和接种量，最后的结果就是每年一百亿，死亡两三千。”

扈荣良则指出，由于狗不同于牛羊等经济动物，狗的狂犬病免疫在动物防疫部门也不被重视。

这就是先懒政，再乱政

“从狂犬病问题的治理现状背后，你能观察到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状况。”扈荣良告诉记者。他每周都会收到美国防治狂犬病组织的电子邮件，其中详细标明一周内是否发现新的疑似狂犬病动物病例。

“在中国这些数字却模糊不清。”扈荣良曾经在一个县城里进行考察，卫生和畜牧兽医部门的领导都热情地表示“多少年都没发生过狂犬病”。

第二天，这位学者到医院门诊探访，就发现有4个人正在接种疫苗，他们都是被一只疯狗咬伤的。

扈荣良还发现，狂犬病的病发案例数也被纳入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中，“如果这个省的狂犬病数量在全国数一数二了，畜牧兽医部门就会被责惩，如果排在4、5、6、7名，基本上就不管了”。

在扈荣良看来，管理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导致的恶果是，一旦由于狂犬病防治工作放任自流而导致人员伤亡，第一反应便是全民动员，对狗采取斩尽杀绝的极端政策。

2006年，云南省牟定县出现狂犬病疫情，全县50000只狗被悉数扑杀，其中包括4000只已经被免疫的狗。2008年，云南省弥勒县出现一例人患狂犬病死亡病例后，该县政府下令将全县内的狗和猫扑杀，共计上万只。2009年，陕西省汉中市暴发狂犬病疫情，3万只狗被警察用棍子打死。

屠犬被当做政治任务完成，而政府的解释则是“人命大于狗命”。事后，有观察者以汉中为例指出，上一次狂犬病疫情在汉中暴发是在1986年至1992年间，应对方法便是全城屠狗，19年后，一切如故。

严家新则指出，单纯杀狗对狂犬病防治的作用极其有限，犬群的种群增殖速度非常高，即使是最高纪录的捕杀率也很容易被迅速增加的出生率所弥补。从长远看，曾经尝试这种办法的地区全部以失败告终。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发生过狂犬病的大暴发，当地政府至今为此杀死了大约20万条狗。但目前，巴厘岛只有约两成狗接种了疫苗，狂犬病仍然猖獗。

“相比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杀狗，更应该事先把免疫工作做好，防患于未然。”在汉中打狗事件发生后，扈荣良曾到现场调研，发现当地狗群的疫苗注射概率几乎是零，“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先懒政，再乱政”。

对此问题，严家新也有着相似的感慨：“同样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有时间打狗，却没有时间事先为狗注射疫苗呢？”